[分享]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传统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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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侠小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小说类型。外国人看不懂，也写不出。这大概也是几乎所有武侠小说集都印着“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”这句话的原因。
    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曾经说：“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认为现有的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色彩很浓的通俗小说，没必要故作惊人之论，把它说得比高雅小说还高雅。”初看这句话我竟有些“以命相搏，誓死捍卫武侠小说”的冲动，可是一则我并无缘见到陈平原先生，二则就算见到也不想背个“寻恤滋事”的罪名在公安局蹲几天，所以只好暂压一肚子“怒气”，慢慢平静。后来想起，觉得这话说得似也在理，武侠小说本就是力图迎合各种文化心理，满足读者期待视野的一类小说，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并不见得比“鲁迅文集”、“莎士比亚剧集”高，但又不得不说，武侠小说另辟蹊径，关上了高雅这扇门，打开了传统这扇门。
    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，再到清代的侠义小说，直至二十世纪以“平江不肖生、顾明道、还珠楼主、白羽”为代表的“旧派武侠小说”和以“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”为代表的“新派武侠小说”。不难看出，武侠小说1200余年的传承与发展漫长艰辛。现在网络高度发达，众多网络写手从社会上涌出，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武侠小说，并且逐步把武替成仙，即仙侠小说。可是无论时世变迁，朝代更迭，武侠小说内在的根始终未变，这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武术是，仙、魔、侠、道亦是。传统文化更成了一道天然屏障，外国人跨不进来，中国人也跳不出去，就像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，围住了一个民族的魂！这是传统文化文的伟大之处，更是武侠小说的伟大之处。
    所以探究武侠小说中的传统文化，既是对个人修养的提高，亦是对一个国家灵魂的挖掘。本文试图承担这样一个任务，无奈作者阅历不足，文笔甚粗，论述中疏漏不妥之处，望一笑了之。
     
传统文化在武侠小说中的表现很多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佛、道、儒三家在无影无形中的渗透。佛教自西晋时期传入中国，虽晚于道、儒的创立，但是其影响却不逊于上述两家。甚至到后来中原武人均把佛教当成本木教派：
     玄慈道：“星宿派乃西域教派，非我大宋武林同道。”…丁春秋咳嗽一声道：“少林方丈此言差矣！说到西域番邦，少林武功源于天竺达摩祖师，连佛教也是西域番邦之物，我看少林派才是西域的门派呢！”此言一出玄慈和群雄都感不易抗辩。
（《天龙八部》第四十一回）
    佛教传入中原，开宗立寺，其中以少林寺最为出名。少林寺僧人自方丈往下，几乎都会武功，哪怕是烧火打饭的火工头陀，抑或是藏经阁扫地的扫地僧，也各具一身惊人业绩。小说中不出现少林寺则罢，一旦有少林寺，则寺中人无一不是武功高强，佛法通天。
   《书剑恩仇录》中红花会总主陈家洛力闯少林，与大苦拼拳，大癫比剑，大痴打暗器，天镜拼掌法，天虹斗禅机。写少林五僧固是反衬主角之强，但倘若这五僧不是武功佛法臻至化境，也无力担得起反衬主角这一任务。
    《飞狐外传》中袁紫衣（圆性）曾对胡斐说：“这九龙派掌门人实在当得勉强，至于少林武当这类大门派的掌门人我是不敢去抢的。”袁紫衣武功虽高，却也有自知之明，不与少林武当为敌。
    再如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赵敏手下阿三凭借徒手斩杀少林神僧空性为筹码，欲与武当祖师张之丰过招；《笑傲江湖》中狡猾阴险如左冷禅辈，也不否认少林方丈武功位在天下高手之顶…….
    仅此几例便不难看出佛教对武侠影响之深。当然，这只是武功一面。就性格而言，佛教对中原武人的影响一点不亚于武功。陈家洛大义灭亲，舍妻复明；张无忌力敌六派，血洒光明；萧峰命送雁门，逼和宋辽…不正是佛陀舍身饲鹰的影子吗？周伯通左右互博，童真不褪；谢逊大彻大悟，遁入空门；段延庆知子在世，尘心顿灭…不正是佛家无我无相、一空到底的精神再现吗？“在家人”尚且如此，“出家人”自不必说。一灯大师废五年之功换黄蓉一命；扫地神僧穷一生之力悟佛法无边；顺治皇帝舍天下之大居空山古寺…没有谁否认佛教对中国的影响，更没有谁能否认佛于侠的影响。


传统文化与武如何结合，是每个武侠小说作者都痛下功夫的地方，其中我认为金庸先生做得最出色。传统文化里，就算不说京剧，不说中医，也一定要说诗词。外国也有诗词，可是其内涵的丰富程度远比不上中国古诗：
     白自在诵读壁上所刻注解：“…缦胡二字应当连在一起解释，就是粗糙简陋，缦胡缨是说他头上所戴之缨并不精致，并非说他戴了胡人之缨。这个胡字，是糊里糊涂之糊，并非两域胡人之胡。”温仁厚摇头道：“不然，铣曰，缦胡，武士缨名。这是武士所戴之缨，可粗陋，可精致。应是胡人武士冠上之缨…”
（《侠客行》第二十回）
    中国古诗往往一字之差，意境有别，目的相反。贾岛的推敲之趣，张继的乌啼之辨，都是最好的证据。这也并非坏事，毕竟“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况且学武之辈倘若共研一诗，融诗于武，不仅招招儒雅别致，而且招招出人意料：
     那老者提着半截草鞋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…这一招是‘哥翁喊上来’（孤鸿海上来），跟着一招‘是横不敢过’（池横不敢过），那就应当是直削，不可直刺。”
（《连城诀》第一回）
    金庸老先生自创的“躺尸剑法”（唐诗剑法）和“侠客行武功”很自然的把诗和武结合起来，即招式按照诗的语言的意境来出，内劲随着作者的情感而发，身法凭着自己的感悟去做。既不是原原本本照搬原诗，也不是模模糊糊乱打一气。当然这种结合同样在书法、音乐、围棋、数术、占卜方面，也是数不胜数。传统文化与武的结合不是两块磁铁粘在一起那么简单，而是面和水一样，融在一起，不分你我。朱子柳打穴的时候，享受草书的狂放，楷书的肃穆，魏碑的刚劲；黄药师吹箫的时候，沉浸于春日和歌，深闺私语，荒山猿啼，深林鸟鸣；木桑道人下棋的时候，陶醉于雁行布阵，黑白寥寥，由棋寓事，看破红尘；郭靖练掌的时候，领悟易经之玄难奥妙，阴阳调和，遂至群侠之首，武学之巅…其实万物之本，大道之源，本是一物，所以也就不应分什么传统文化和武术心法了，原本就是炎黄一脉的精神传承，只是文人，武士有别罢了，一个用脑，一个用手。手与脑的结合，岂非就像吃饭睡觉那样平常？


传统文化与小说人物之间擦出的火花，是武侠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。我认为，每个小说人物在历史上都有原型，有的甚至只是继承了某个历史人物的某种品质，但是这也是把一个虚幻的人物带进历史的长河，漂流到如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
    陈家洛身领江湖第一大帮会“红花会”总舵主之职，手下奇人、能人、怪人、高人应有尽有，势力遍布大江南北，为的只是反清复明，重还汉人一个天下。为此他不惜劫乾隆，闯大牢，履大漠，献娇妻。他一身武功，一身才气，最后却落得在妻子墓前空吟哀诗，当真可怜可叹。
    不过陈家洛的这种行为却正是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审美的，中国人主张气节，宁死不屈，忠贞报国。岳飞的“精忠报国”，文天祥的“过零丁洋”都因符合百姓的传统观念而为人称道。司马迁因为降将李陵辩护，惨遭宫刑，从中也可看出中国人对于外族的鄙夷和对于背叛的愤怒。可凡事都讲个度，超过了，就不好了。清末义和团盲目排外，挟清灭洋，虽也真真正正地与洋鬼子拼上一拼，但是死在其刀下的无辜基督徒仅北京就数十万人，这种不经考虑的、盲目的斩夺外国人，对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是个不小的打击。这何尝不是传统文化的悲哀？郭靖的死，黄蓉的死，是否也是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质疑呢？
    当然，这只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片面认识。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也有不用大义凛然，不用慷慨赴死，照样潇洒不羁，怡然自得的一面。
    令狐冲位居五岳恒山一派之掌门，麾下三山五岳的能人异士不少，更兼得正、邪三派掌门（方证、冲虚、任我行）的赏识，一手孤独九剑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一身少林易筋经浑厚阳刚，一内一外，一虚一实，再经吸星连通内外，三大神功集聚一身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却偏偏与妻子隐居世外，正值大有作为的年纪，不去闯荡江湖，而是躲在青山幽谷中弄琴吹箫，对月小酌，岂不可惜？
    当然不可惜，这种隐士般的生活方式，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。后来东晋的陶渊明把它推向顶峰。不过这种陶氏隐居的生活亦非君子而不过，其一君子淡漠名利，其二君子懂得赏自然之趣。有些人生来并不想过这种生活，后来经世事洗礼，才悟得这种生存之道，杨过、韦小宝、袁承志都是典型的例子。这种安逸的生活好像就是“小农经济”的另一个版本，男耕女织，男吹女奏，快乐舒适。这种生活也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致，或者也可以说传统文化本就是源于这种生活。其中有道家的无为而治，有佛家的出世修行，也有一种来自诗仙李白最佩服的功成身退的思想在其中，还有的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期望和平，渴望融入大自然的思想。侠客们基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，选择隐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    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如报恩、复仇、义气、死亡，以及对于女性、婚姻的看法等，都深深地影响了侠客们。袁承志的为父报仇，为国雪耻；胡斐的“千里逐凤”（天南），“神交（赵）半山”；刘正风，曲洋的慷慨赴死，摒弃正邪；张无忌的四女同舟，不识张郎……传统文化构成了侠客的基因组合，然后侠客就去行侠，去报国，去拼斗，去隐居，无形中都在遵守着传统文化的每一个细微法则。
    武、侠、小说、传统文化，它们四个之间有怎样交集，我们还要继续探索下去。不过已不是作者精力所及了。本文至此，心中感慨当真应了陈平原先生那句话：“对中国人侠客崇拜心理的形成有了更加切实的理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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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、道、儒是中華文化的確應該永遠延續下去